作者简介叶君健 叶君健， 1914年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一个小山村。1933年进武汉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大学毕业后赴日本东京教授英文和世界语。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国，在武汉参加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作国际宣传工作。武汉失守后，赴香港继续作抗战宣传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先后任重庆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英文教授。1944年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聘，赴英国各地演讲。战后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英王学院研究欧洲文学。1949年秋回国，在文化部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后改为对外文委）工作，并任英文刊物《中国文学》副主编至1974年。现任中国文联委员，作协主席团委员，外国文学交流委员会主任等职。主要著作有：《山村 《它们飞向南方 等三部英文长篇，用世界语写作的短篇集《被遗忘的人们》，集《小仆人》、《王子和渔夫的故事》、《真假皇帝》、《叶君健故事集》，长篇《火花》、《自由》、《曙光》（总称《土地三部曲》），《旷野》、《远程》（与《山村》一起总称《寂静的群山》三部曲），中篇《开垦者的命运》、《在草原上》等，短篇集《新同学》，集《两京散记》、《远行集》、《樱花的国度》、《西楼集》、《天安门之夜》等。主要译本有：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中译英，取名《三季》），安徒生全集》，《安徒生重话选集》、作家安徒生》，美国丹克的《四十九经度》，日本鹿地亘的《三兄弟》（译成英文）等。1979年还出版了《叶君健近作》。
文章 学习外文，以至后来教外文和用外文写作及翻译棗这是我小时连做梦也没有想过的事。我出生在乡下，启蒙识字也是在乡下的私塾里开始的。我的故乡是在大别山边的一个小县棗黄安，现名红安。自然条件差，那个地区非常贫困，也非常闭塞；但乡民却很尊重知识。较大的村子一般都设有私塾，地点大都是村头的祠堂里，等于是村办事业。一般家庭，只要不至于穷得整年饿饭，总要让男孩子在私塾里学习识几个字，以便使他们多一条出路：如果没有田种，识得几个字就可以到镇上支找个当学徒的职业。学习识字的代价并不高，家长一年送给塾师斗把米就够作为束 了。我的大哥小时从一个当塾师的舅舅读了好几年经书，所以他长大以后，因为父亲和弟弟都在外地当店员，家里无男子，得留在家照看几亩地，但他尚有多余的时间，便在村里当起塾师来：象农民一样，半年辛苦半年闲，在那闲的半年他就在祠堂里教村童。这对我当然提供了更大的方便，因为即使在农忙时节，只要我们有点空闲，他也可以辅导我学习，使我中断的间隔不至太大。我从六岁发蒙开始，断断续续读到十四岁，在一般乡下孩子中算是书读得最多和时间最长的了。 但哥哥受舅舅的影响，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在我的情况下，他认为读书的目的不单是为了识几个字，还应该学习做一个“君子”人的道理：他认为《礼记》中所阐述的那些伦理教条就是人类社会和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因为那是中华民族文化和道德的结晶。“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外国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对的。至于番邦的语言棗即英文，当时镇上已经在推销一些舶来品，上面印有英文商标，他更是疾恶如仇。“这些蚯蚓般的叫人恶心的涂鸦，也算是文字！有人学它，还以为时髦，斯文扫地，莫此为甚！”这也代表他对“夷狄之邦”的语言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的评价。我当初受了他的影响，也有些类似的看法。但是万万没有料到，后来我居然也学起番邦的文字来了，而且还学得很认真。 我十四岁时离开农村后，就开始学这种“夷狄之邦”的语言--英文。那是在上海，从字母发音学起。学习这种语言是因为我进了一个新式学校，英文是一门主科，不得不学。从代表孔孟之道的“圣贤书”转到学一种番邦言语，内容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降到“桌子、椅子、男孩、女孩、猫、狗”等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词汇，这对我说来，无论是从思想上或是生理上讲都是一种折磨。但是学了一年多的时间以后，我开始能阅读一些和简单的故事。这就使我的观感逐渐起了变化。我开始发现了一个新天地。这些读物的内容虽然与圣贤的言论背道而弛，但却更富有想象而又接近生活。特别是《伊索》，它们所包含的智慧并不亚于孔盂的那些警语。至于风趣，它们远远超过“圣贤书”了。特别是从安徒生的作品中选出的那些，它们还能掀动我的感情，使我有时笑，有时哭，有时既不能笑，也不能哭棗即所谓啼笑皆非 ，如《皇帝的新装》之类的故事。“圣贤书”从来没有在我身上产生出这样的效果。
原来夷狄之邦也有高深的文化！这是我读了上述一些故事后得出的结论。逐渐我从英文的语调中又发现，这种语言虽然不及我们的象形文字那样形象化，但它的词汇也能引起几乎同样生动的联想。至于它的行文节奏，轻重分明，似乎比我们以单音节为基础的语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