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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学习外语所走过的道路

更新时间:2024-03-19 16:06:11

  作者简介梅绍武梅绍武(1928-2005)著名翻译家,梅兰芳之子。生于1928年1月22日,北京人。1952年燕京大学毕业。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梅兰芳纪念馆名誉馆长,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历任北京图书馆国际交换组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2004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梅绍武是著名的英学翻译家、评论家、家、作家。主要翻译作品有:卡伊•莫尔的长篇《一个匈牙利富豪》,《任性的凯琴姑娘———特罗洛普中短篇选》《海尔曼老爷》、《灰烬的沉默》、《马克思和世界文学》、《微暗的火》、《瘦子》和奥尼尔、阿瑟.米勒的等。此外,他也是第一个介绍纳博科夫进入中国的人。著有《我的父亲梅兰芳》和《京剧与梅兰芳》等书籍。梅绍武先生因病于2005年9月28日22时25分在北京肿瘤医院逝世,享年77岁。

  文章时间过得真快,掐指一算,自己学外语已经学了大半辈子,搞文学翻译也有三十多年了。但是,眼看着外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日新月异,词汇增多得令人应接不暇,表现方法变了,文体风格也换了样,深知若不及时跟上,势必落伍。赵萝蕤老师曾说,“学外语,尤其是攻读外国文学,其实并不比学理工容易。”这话一点也不假,学外语的同行们,想必都会有此同感。一句话,学外语真是学无止境。 我1928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京剧世家,祖籍是江苏泰州,可我没学戏,却学了外语。细想起来,其实也是受了父亲的熏陶。他中年才开始学英语,而且十分勤奋,这无疑给予我很大影响。

  提起父亲学外语,倒有一件鲜为人知的趣事。

  1930年初,他率领梅兰芳剧团访美演出载誉归来后,深感在了解外国文艺或与外国同行交往时,不谙外语则多有不便,就决定学习英语,那时他已经三十六岁。我记得小时候在上海居住,每周二、四下午三点钟必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英国老太太来家中教他两个钟头语法和口语。那位老太太总在三点钟以前就出现在我家附近,在弄堂里溜达,非等邻近吕班路那座天主教堂钟鸣决不踏进门槛。有时外面刮风下雨,仆人开门请她提早进来,但她总是拒绝道:“噢,不,我不能多占梅先生的宝贵时间!”父亲每次也都事先整装等待,准三点钟从楼梯上走下来迎接老师进入书房,闭门学习。在那两小时里概不会客,照今天的常用语来说,真有一股“雷打不动”的劲儿!父亲当时常教导我们子女要象那位老太太那样遵守时刻,而且上学要注意衣着整洁以对老师表示尊敬。至今我有时办事或赴约误点,脑中就会闪现那位严守时刻的老太太的形象,自愧弗如。 当年父亲在上海的“梅华诗屋”里收藏了许多外国文艺的原版书籍,大都是委托那位英籍老师从伦敦书店精选订购来的。举例来说,其中有曼莱·伍德编注的《莎士比亚全集》(14卷,1806年版),著名英国评论家、莎学专家E. K. 钱伯斯的《中世纪》、《伊丽莎白时代》和《莎土比亚研究》,《高尔斯华绥集》,《莫里哀全集》(英文版),附有精美插图的但丁《神曲》,《希腊悲剧故事》,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古斯达夫·柯贝的《大全》等。另外也有些是外国剧作家或艺术家亲笔签署相赠的书籍,诸如《萧伯纳集》、《J. M·贝蕾集》、《毛姆集》、《保罗·罗伯逊传》和爱森斯坦的《电影造型原则》等。我幼时在他的书房里翻看美术画册,对书架上那些琳琅满目的外文书籍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总想知道里面到底都讲的是些什么故事。这也可以说是后来促使我一心想学外语的推动力吧。

  父亲不仅自己学外语,也在家兄和我上小学的时候请了一位家庭老师给我们补习英语。那位老师就是如今在安徽大学英文系任教的杨巩祚教授。他当时是圣约翰大学高材生,耐心而严厉地教导我们,可说是我真正的英语启蒙老师。 “八·一三”事变后,父亲蓄须明志,谢绝舞台而移居香港,我也跟着转学到那里的岭南大学附中初三念书。香港中学的课程多半用的是英语教科书,幸好我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了英语,凑合能限上,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父亲托付朋友把家兄和我带到内地去求学。我于是进了贵阳市郊区花溪镇的清华中学。

  在清华中学念高中那段时期,不是我夸耀,教过我英语的老师先后就有下列各位前辈: 唐宝鑫(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当时是清华中学校长,现任天津师范学院英文系教授)

  索天章(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现任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著名莎剧专家)

  李宗瀛(燕京大学毕业,现任香港《大公报》英文版总编辑)

  周珊凤(美国卫斯理学院毕业,清华大学校董周治春先生之女,现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

  周耀康(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周治春先生之子,现居香港)

  费景天(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移居美国,已故)

  凌中青(北京大学毕业,现任贵州大学英语系教授)

  李鲸石(北京大学毕业,现任北京农业大学英语教授) 阵容多么雄厚!他们那时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为抗日而流亡在内地,热情地献身教育。由于他们的学识根基厚,所选的课文也比较深,多半是世界文学名篇,包括、、、短篇或古典名著的片断(如《傲慢与偏见》等),以使学生熟悉文学的多种样式、体裁和风格。老师们还经常出题让我们拿英文作文,举办英语演讲比赛,鼓励练习翻译等等。记得在高二时,我就大胆译过毛姆的《中国游记》(On A Chinese Screen)中的一篇文章,好象还登在班级壁报上呐,当然译得很不象样)如今想起来还睑红,不过这毕竟使我从此对翻译产生了兴趣。

  当时清华中学的老师同学生生活在一起,融洽无间,课余时还教我们唱“洋”歌,什么“一百零一首”啦,外国民歌啦,等等。这不仅锻炼了我们学外语的笨舌头,也提高了我们的音乐修养。最近意大利歌王帕瓦罗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独唱音乐会,我去听了,其中《我的太阳》和《重返苏莲托》两首意大利民歌特别使我感到亲切,就因为当年清中老师教过我们:

  “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

  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

  清新的空气,令人精神爽朗!

  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

  还有个太阳。比这更美,

  啊,我的太阳,那就是你!”

  “看,这海洋多么美丽!多么激动人的心情:

  看,这大自然的风景,多么使人陶醉!

  看,这山坡旁的果园,长满黄金般的蜜柑,

  到处散发着芳香,到处充满温暖。

  ...............

  重返苏莲托,你回来吧!”

  我听着听着仿佛重返花溪镇,回到了青年时代。我想起了那位有一半美国血统的费景天老师,他最喜欢唱这两首歌。费老师也爱好运动,有几次他教着我们英语,见我们有点犯捆,而外面天气晴朗,便干脆说道,“Alright,let's go outside to play base-ball!” 我们便兴高采烈地跟他到操场上去玩球了。他当裁判,满口地道的美国垒球术语,后来我在五十年代看美国作家马拉默德写的那本讲棒球运动员的《The Natural》就不感到太费劲儿。请您别误会,以为我在鼓吹英语老师都不上课而带着学生驰骋于球场,我只是想说费老师教学灵活机动。他多方面训练学生的外语听力,使我们掌握